作者富察宝仁吉林家谱
满族其他俚俗
大东北山峦起伏，逶迤万里之遥，无论是长白山还是大小兴安岭，到处是重峦叠嶂、绿荫如海。大森林是植物的世界、动物的天堂，到处隐秘着大自然的神奇，世代生活在此的满族先民，崇敬这里的山川树木，崇敬这里大山的主宰阿林恩都力（山神爷）。
常年奔波于大森林中的满族人，不但供祀山神，供祀班达玛法（狩猎神），还供祀着形式不同的各种植物神。森林中的蘑菇、木耳、野菜是他们狩猎生活的补充，山中的各种草药为他们医病疗伤，白桦为他们做各种船、屋、器皿提供着材料，山草为他们喂养着猎马，在满族人的眼里植物是善良的有灵性的，于是对植物产生了感激之情，虔诚地祭祀着植物之神，像佛多妈妈（柳树神）、奥尔厚达恩都力（人参神）等，故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北方山林民族的民风俚俗。
中国是礼仪之邦又是泱泱大国，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大。南方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一直沿着农耕文明的轨迹发展，而北方东北地区的满族先民还停滞在原始的渔猎文明时期，正所谓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。
东北大山里的植物，有的确实也很神奇，像奇形怪状的黄榆、岳桦、美人松、雷击木，都如神祇之所依；隐藏在山草荆棵子之中的人参、茯苓、天麻、威灵仙、不老草，都像大山里的精灵。关东大山里的野花，更是百艳争芳风姿招展，让人心醉迷离。山间有种野花，其形如雀，色蓝者叫蓝雀花，色黄者叫金雀花。山花恰似山雀，有身、有翼、有尾，最让人称奇的是尚有两斑点，如山雀之二目，每每山风吹拂，金、蓝雀花便如山雀舞跃于山间。有人作诗咏叹大自然的神奇：
蓝雀花如金雀花，翔风误作凤仙夸。
登高醉把茱萸看，翼尾身心差不差。
长白山钟灵毓秀，物华天宝。清代，朝廷视这里为祖宗发祥之地，尤其是将赫图阿拉、吉林乌拉、宁古塔、三姓、珲春等地更视为“龙兴之地”。为了保护这片辽阔的长白山区，除了设有长城、柳条边等关卡，还把兴京（即赫图阿拉，今辽宁省新宾县）以东，伊通以南，图们江以北的大片森林山泽划为封禁区，派八旗官兵严格镇守。
清代二百余年的封禁，不但保存了大东北完好的森林资源，也封禁了关东的神秘，存留了原始古朴的采集民风。满族世代生活在大森林之中，他们的吃穿住用都在大森林里寻找，大森林也慷慨地赐与了他们所需的一切。吃、住、用举目皆是暂且不谈，仅穿的就是多种多样。像兽皮、兽毛、麻衣等，更有奇特的“乌拉草”“紫河车”。
乌拉草因草根泛红故又称之“红根草”，此草细若线，有三棱，砸软后絮入牛皮靰鞡，虽踏冰雪足不知寒。所以，关东百姓称之为关东三宝之一，与人参、貂皮齐名。紫河车是一种长白山特有的山花，“花心抽丝如金，长至四五尺，每尺寸缚结如楼形”，故又被人们称之为“重楼金线”，早年曾被满族山民取之纺绩为布。黄兆枚在关东物产诗中咏道：
浅浅红根细细椎，却寒回暖雪前知。
无衣又向花心取，织尽重楼金线丝。
清乾隆中期至咸丰前期这多年时间里，中原的山东、直隶等省连年遭干旱、雨涝、蝗灾，真可谓是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于是，许多贫苦的灾民百姓不顾清廷禁令，或偷渡渤海湾或夜过山海关，冒险闯关东进入森林资源丰富的长白山区。
由于这些人家中老小都在关内，而冬天关东到处是冰天雪地，气候寒冷又无事可做。于是他们便冒险春夏来到关东采参、挖药材，秋天掏蜂蜜、打松子、采集山珍，到了入冬卖掉山货揣上银子便返回老家，就如同候鸟迁徙一般，故此人们都称之为“走山”。这些为生活所迫的流民，只要不被官兵抓到年年如此“走山”。
东北的大森林浮青泼翠，一望无涯，是一座座富饶的动植物宝藏。这里是植物的王国，且不说高大的针叶树，像红松、果松、赤白松、樟子松、黄花松；也不说耐寒的阔叶树，像白榆、黄榆、花榆、大叶榆、黑桦、白桦、岳桦、水曲柳、黄波椤、暴马子；也不谈山里人喜欢的李子、山杏、山桃、山梨、樱桃、山丁子、山楂、山核桃、稠李子。
这里只列举一些满族人更感兴趣的价值更高的植物，像人参、茯苓、五味子、益母草、防风、吴茱萸、车前子、地丁、地榆、甘草、漏芦、黄芩、柴胡、木通、王不留行、威灵仙、升麻、独活、大戟、黄芪、黄蘗、鹅郎草等山珍药材。
关东地域广宽，可入药的植物甚多，除上述部分之外还有许许多多，有赤芍、天麻、百合、杏仁、狼毒、薄荷、透骨草、马齿苋、黑白刃、草乌、木贼、细辛、石花、荆芥、茵陈、莱菔、金银花、桑寄生、蒲黄、茨菇、桑葚、大活、荠片、玉竹、葶苈、白头翁、管仲、苍耳、地肤子、牛蒡子、瞿麦、扁蓄、苦参、穿心草、木贼、香蒲、香草、救兵草、灯笼果、欧李子等等。可以说关东大森林里，千百种的花草植物都是宝，数不尽说不完。
在神奇的长白山里，只要是被满族老百姓认可的植物，都会有一段段神奇的传说故事，哪怕是一丛灌木、一棵小草，像暴马子、青刚柳、人参、茯苓、不老草、三七草、王不留行、威灵仙、鹅郎草、刘寄奴等都是如此。可以治疗疮疽和肿毒的，多年生草本药材“刘寄奴”（又称刘福荣），就有一则流传久远的传说。
说在很早以前，长白山里有个人叫刘寄奴。由于他长年住地窨子潮湿风寒，致使两腿生疮溃烂肿痛难忍，虽用百方草药亦不见效。一天，他在山中寻棒槌，忽然觉得一阵阵的清清幽香入鼻，随之一找发现是一种山草发出的味道，他便随手采了一些带回住处。到了晚上，双腿疼痛难忍之时他想起了这种山草，于是起身用药壶煎汤洗患处，顿觉舒畅肿痛渐消。此后他每天煎药洗疮，不久腿疮便痊愈了。
从此，这种神奇的草药便在长白山里远近传诵，满汉百姓多采用或备之以防不时之需。但人们都不知此草为何名，于是就以发现之人名而称呼，称之“刘寄奴”。
关东大山里盛产蘑菇，有金银耳、扫帚蘑、鸡油蘑、冻蘑、猴头、羊肚、猪拱、鸡腿、银盘、粉子、蒿子、元蘑、黄蘑、花脸等三四十种山珍蘑菇。生长在榛棵子旁的叫榛蘑，生在榆树上的叫榆蘑，而生长在榆树窟窿中的榆蘑更是味道鲜美，被人们称之为“树鸡”。论个儿猴头最大，论味道鸡腿最鲜，不然怎么会叫猴头、鸡腿呢！而最不易采的则是生在倒腐松树上，又圆又大有一尺余的白色松花蘑。清诗人黄兆枚诗赞道：
空山蕈菌雨蒸熏，鸡骽猴头仔细分。
未必榆榛无胜处，倒枯松上是蘑君。
关东山里的靛草，是早年满族百姓们染布的重要原料。靛草又称蓝靛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。用蓝靛草叶子的汁浆和水与石灰沉淀，便可制成染蓝色、青色布的染料。
早年，东北地区的满族百姓穿的用的，大多都是自己纺的线织的布，人们都叫它“家织土”或“土布”。这种自产的土布颜色不白，除了做被里、内衣之外大多都染成蓝色青色，然后再做衣裤、鞋帽、幔帐等衣物。蓝花布曾经是关东满族的民间特产，多用来做女人的头巾、花袄或包东西用的包袱皮等，就是姑娘出嫁也要陪送一床蓝花被褥、幔帐帘。
清时，吉林省是蓝靛的主要产地，百姓们都用蓝靛染的布，仅省城吉林城就有染坊三十余家。清代吉林地区曾大量种植靛草，除了本省自用外还销往辽黑二省及关内。
早年，吉林地区有句农谚：“立秋忙打靛，处暑动刀镰”。说的是立秋之时靛草成熟了，可以打靛草了，而再过半个月到了处暑，就可以动刀镰收割烟、麻等农作物了。
物华天宝的关东山，还盛产猴腿、木耳、银耳、石耳、山葡萄、红花菜、黄花菜、莙荙菜、苣荬菜、茴香、姜不辣、慈姑、山芹菜、水芹菜、刺嫩芽、薇菜、蕨菜等几十种山珍野菜。这些山珍野菜，在长白山的林间谷地到处皆是。早年，满族先民世世代代就是赖之以佐餐兽肉而生活，真可谓“弃之为草，拾之为宝”。
仅以薇菜、蕨菜为例。
薇菜，又叫紫箕、牛毛广，关东到处生长。每年春季可采食，亦可晾晒成干菜，日后水浸后再食。据考证，薇菜除可做菜食用外，还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利尿镇痛、止血杀虫的药效，可以治疗痢疾、鼻衄、便血、外伤出血、腮腺炎、麻疹、水痘、疹出不快，还可以打绦虫、钩虫、蛲虫，治疗小便不利、小腹疼痛等症。
蕨菜，又叫狼箕，因其细梗的头端似如意上卷，故又有“如意菜”之称。蕨菜春夏之交进行采食，也可以晾晒或盐渍后贮藏。蕨菜除可以食用外，还有清热滑肠、降气化痰、利水安神的药用价值，可以治疗感冒发热、痢疾、黄疸、高血压、头昏失眠、肠风热毒、风湿、脱肛等症。人参，满族人称之“奥尔厚达”（草王）。
人参是贵重药材，深山老林里的多年生老人参尤为珍贵，被人们誉为“人间仙草”。
关东人参，因生长在山高林密气候严寒的长白山地区，具有独特的药效功能而闻名天下，历来是朝廷的重要贡品。《吉林外记》记载：
人参，俗称棒槌，有巴掌、灯台、二夹子、四披叶、五披叶、六披叶之名。产于吉林省乌苏哩、绥芬、英俄岭等处，深山树木丛林之地。秉东方发生之气，得地脉淳精之灵，生成神草，为药之属极上品。
两千多年来，有文字记载的人参名称雅号就有几十个之多。《紫桃轩杂缀》说：
人参一名人葠，参者渐渍之义。又名人微，微亦微渐之意。一名人御，以其生有阶级。又名鬼盖，以其生背阳向阴。又有神草、地精、海膄之名。
《异苑》说：“人参，名土精。”《海录》说：“天狗，人参也”。《春秋连斗枢》讲得更是精灵鬼怪：“摇光星散为人参，废江淮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。”而实实在在真实的关东人参，正如杨宾在《柳边纪略》中所记载：
四月发芽，五月花，花白色，如韭花丛，大者若碗，小者若钟。六月结子，若小豆而连环，色正红，久之则黄而扁。初生一桠，四、五年两桠，十年后三桠，年久者四桠。每桠五叶，叶若芙蓉，一茎直上，《扈从东巡日录》所谓百尺杵也。高者数尺，低者尺余。
关东百姓对百草之王人参钟爱有加，视其为“神草”、药之“极品”，还将其奉为长白神山的“地脉淳精之灵”。到了关东山区，有关人参精灵变化成美女、胖小子、白胡子老头儿等，与人嬉戏、助人为乐的传说不绝于耳。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子，都能说上几段关于人参精怪的故事。有关大山参，《夷坚志》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一天，有一个叫关寿卿的人，与几个朋友到山野去游玩，此山偏僻平时鲜有人至。他们走着聊着但觉日落西山，越走越感鸟鸣猿悲境界凄厉。月亮出来了，忽闻花香扑鼻，只见满山都是野花。几人直走到了二更天才发现一茅舍。敲门，出来一个老者，热情地请他们到舍内休息用饭。
关寿卿等人坐定，工夫不大有人端上饭菜请客人用。老人正中而坐，命人端上一餐盘。众人观看心中一惊，盘中乃一个白胖的小孩儿一样的东西，谁也不敢下筷子。只有关寿卿尝了一点儿，觉得味道鲜美又略带苦涩。
这时老者说：“我珍藏此味六十年了，一直留到现在没有食用，今天你们是贵客所以拿出来款待，你们为什么不吃呢？”说完把盘中之物都吃了，之后告诉众人：“这是松根人参啊！”
众人都十分后悔，没有品尝此延年益寿的宝物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《人参》之序中道：
深山邃谷中，参枝滋茁，岁产即饶，世人往往珍为上药。盖神皋钟毓，厥草效灵，亦王气悠长之一征耳。
乾隆皇帝竟把祖宗发祥之地长白山，及特产天物“神皋钟毓”的人参，看成是清王朝悠长万世的象征。乾隆还认为关东人参是“异珍”“草神”，是天公所赐，由于关东长白山人参的出现，中原的上党人参已成“凡品”之物。乾隆皇帝诗云：
奥埌灵区产草神，三桠五叶迈常伦。
即今上党成凡品，自昔天公葆异珍。
气补哪分邪与正，口含可别伪与真。
文殊曰能活能杀，冷笑迷而不悟人。
人参被称为东北三宝之一，很早便已引起人们的重视。明朝末年，每年都有大批汉人偷越长城，进入长白山区偷采人参。清太祖努尔哈赤多次与明廷交涉也得不到解决。于是，一气之下曾斩杀几十个偷参汉人，以杀鸡儆猴。明廷知道后命他交出凶手惩办，他搪塞不过只好从牢中拉出十个哈达部俘虏，押到边界杀掉以示抵命。
努尔哈赤称汗以后，在天命三年（）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正式起兵伐明。
这“七大恨”中的第三恨，讲的即是这件事——“汉人私出挖参，遵约伤毁，勒要十夷偿命，恨三。”
到了清代，人参已是朝廷重要的采集纳贡的物品。乾隆年以前，采挖人参主要是由盛京将军和吉林将军所辖的八旗官兵来进行。除此之外，还在吉林船厂以北70余里的大乌拉，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司进行采挖。顺治元年（），这里专门从事采参的参丁就达余人，可见采挖规模之大。由于大量无序的采挖，到了清乾隆年间参源日渐贫缺，所以停止了官采人参，将原来从事采参的参丁等改作采珠、捕贡鱼等珠丁、鱼丁了。
发祥于关东长白山一带的清王朝，十分重视贡品人参的采挖管理。长白山人参因主要生长在吉林将军管辖区内，故而又称“吉林人参”。清廷为了垄断人参的采集，把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划为“采捕山”“参山”“贡山”，专设“卡伦”（哨卡）派八旗兵丁把守，严禁民间百姓私自入山采挖人参，采参活动须在清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。
清道光、咸丰年以前由官府设参票房，领票后方可进山采参，无票即为私挖捕捉后，严惩不贷。当时的“参禁”十分严厉，山参属于国家控制的特产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，除不准私挖外也不准私自贩卖。《吉林外记·刑司》载：
“凡雇人偷刨人参，财主不分旗民，俱发云南等省充军。”
此“财主不分旗民”，就是雇人偷采参者，不分“旗”（满洲人）还是“民”（汉人）皆严惩不贷。如果是偷闯参山刨人参，得参一两以下者惩杖刑六十，徒刑一年；如果偷刨人参五两以上者惩杖刑一百，流配三千里外充军。如果是随从或是闯山而未刨到人参，则各减刑罚一等。就是私自买卖人参也属违法行为，会按偷刨人参而减一等论罪，可谓惩罚严明矣！由于人参稀少昂贵所以清廷管理很严，但许多闯关东的流民还是纷纷偷潜进山里采挖人参。清道光六年（），吉林将军富俊曾上奏：
吉林各处卡伦以外，皆系产参之山，不准流民潜往偷砍树木，采参例禁綦严。历年以来，并未随时严查，流民潜往者竟积至一千余户之多。
当时，为了躲避官府追查且忌讳“参”字，故人们俗称进山采挖人参为“放山”，又称“挖棒槌”。清朝后期弛禁改征参税，于是大批流民更是蜂拥进山挖参，致使人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。《盛京典制备考》载道，光绪末年参源就已近枯竭：
近年解到官参，枝身瘦弱，成色不足，发之各省，不能得价，是以核减参斤，留待培养。
清代，采挖人参直接由将军、副都统进行管理并设有官参局，下面设有参局协领、佐领、承办官等诸官员具体负责。官方登记的挖参人叫“刨夫”。刨夫要到官参局的票房子领“山票”，每张山票秋后要交参二两。每张山票发给四个“腰牌”，即可以四个刨夫同往。没有山票腰牌的偷挖人参者被称为“黑人”。
清朝中期以后，闯关东的流民十几人或几十人一伙，偷偷放山挖棒槌。这些人“驮负粮食窜入山中，呼朋引类，约有千余人。”他们搭盖窝棚居住，并召集当地土著“黑津人”（今赫哲人）认采人参。
嘉庆十六年（），为了全面清理愈演愈烈的“黑人”挖参的状况，吉林将军赛冲阿派副都统松箖、色尔滚带领大批官兵，从宁古塔的磨刀石、长岭子，从三姓、乌苏里江、呢满口等，多路进山围剿非法采参“黑人”。一路上官兵烧毁窝棚粮食，收缴刀斧捣毁“秧子参”苗地，将偷挖人参的“黑人”穷搜尽逐，最后将奔逃者围逼到宁古塔东的一带大山里。由于没有吃的又恰逢奇寒，有的地方大雪竟有八九尺深，进山偷采人参者饿死冻死竟达数百人之多。
虽然清廷如此严厉的清山进剿，但因生活所迫而进山偷采人参的流民仍是日渐增多，为此几任吉林将军、副都统都曾受到了朝廷的处罚，像在任五年以上的吉林将军赛冲阿、副都统达禄各被降一级；在任二年以上的副都统倭楞泰、禄成各被罚俸一年；连在任仅三个月的吉林将军松筠也被罚俸六个月。
清朝后期，不领“山票”不“交参税”，私自放山挖参的关内流民越来越多。这时，清廷内有太平天国、黑旗军、白莲教、义和团等百姓造反之忧，外有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世界列强瓜分之患，已无力规范管理关东的采参活动，各山口的“封堆”“卡伦”也形同虚设。大规模放山挖棒槌的人群越来越多，而且是不论大小见到就挖，从而使得关东野山参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
早年，满族人放山挖棒槌大致分三期。一是，在农历的四、五月时，为“放芽草”。此时正值春暖花开，百草甫生，参芽萌生便于寻认。二是，农历的六、七月为“放黑草”，这时草深浓绿难以辨认参苗。三是，农历的八、九月为“放红头”，此时的参苗顶心已开始结籽，且泛红色很容易辨认。秋后参籽落了只剩了下参杆，此时叫“放刷帚头”。放山结束下山叫“辍棍”。辍，停也，就是把“索罗棍”停下收工之意。索罗棍又称索罗杆，是满族人进山挖棒槌必备的一根木棍。
索罗棍还有几个叫法，叫“索摩棍”“挲腊杆”“娑腊杆”等，皆是同音异写，杆与棍为同物。后来大批闯关东的汉族人成了主要的放山人，好多汉人干脆就叫它“索宝棍”。索罗棍是满族人放山人贴身之物，是用以拨拉山草寻找人参和临时用以防身，在伤了腿脚或生病时，还可以用来拄着行走的一根木棍。虽然索罗棍是很简单一根木棍，但使用起来是很有讲究的。像满族人在进山前祭祀阿林恩都力（山神爷）时，同时也要进行“祭棍”。在众人向山神爷恭恭敬敬磕三个头后，双手张开将索罗棍高高举过头顶以示尊崇。
早年，满族人家的院内东南部，都竖有一根索罗杆，是祭天、祭祖的神杆。故索罗杆对满族人来说是神圣的。满族进山人对索罗棍使用也有山规，不能瞎打乱抡，除了万不得已防身之外，不许捅打蛇、兔子等小动物，更不许杀生害命。歇着时棍要规规矩矩地放在身边，不得随意乱扔乱放。晚上睡觉时，索罗棍都要整齐地立着排放在撮罗（尖顶窝棚）门口，不许随意乱扔。深秋放完山，索罗棍要留在山里不许带回家，称为“辍棍”。
清太祖努尔哈赤被满族人称为“老罕王”，老罕王早年生活也很困苦，经常进深山采人参，故老罕王被满族人奉为“参达”（即汉族之“老把头”）。至今长白山区一些满族妇女哄孩子玩时，唱的歌谣还充满着对老罕王的敬意：
逗逗逗，飞——
跟着老罕王，
上山挖棒槌；
一挖一大把，
一挖一大堆！
……
满族人放山挖参俚俗中，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，这些俚俗在大批闯关东汉族流民进入长白山区后，便更加丰富多彩了。《长白征存录》记载：
每年至七月间入山挖参，名为“放山”。身佩红线绳数条，绳头系青铜钱一个，手拄小木杖一根，披荆拔草，蹒跚而行。一见参苗特出，则疾趋向前，大声呼之曰：“棒槌”！以红线绳系之，青铜钱镇之，并伏地叩头，以谢山神。然后四周掘坑，恐损其须。
满族人上山采参之前，每人都会带好腰刀、火石、火绒、红绒绳、小鹿骨扦儿、鹿皮口袋，当然更不能忘了索罗棍。如果几个人同伙上山，所有人排成间隔三丈多远的一列横队，一同走进深山寻找“棒槌”。放山人手拿索罗棍左右拨拉蒿草，放慢脚步目不转睛地注视草丛间。也有少数人胆大“玩独的”，敢单独一个人进山挖棒槌，叫“单棍撮”。
如果谁发现了参苗就会大喊一声“棒槌”！旁边的人立刻会“接山”道：“几品叶？”发现参的人马上用行话回答参的大小品质，是“巴掌”“二甲”“灯台”，还是四五年以上的大山参“四披叶”“五披叶”“六披叶”。
随着发现棒槌的喊声，紧跟着大家便会围上来，仔细观看是几品叶，并马上把人参周围的地方细心地搜索一遍。因为人参多在一片地内有几棵群生。这时，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，先是把拴有青铜钱的红绒绳系在人参上，传说人参是灵物，不用红绳系上，不用青铜钱镇住它会跑掉的。然后，选一手把好的开始轻手轻脚地“抬棒槌”。放山人管挖参叫“抬棒槌”，以示对人参仙草的尊崇。
“抬棒槌”也是很有讲究的。因为人参须根很多，所以先要把人参周围的草打净，叫“打场子”。然后用鹿骨扦子由外向里开挖，愈挖愈细心。当差不多要见到参须根了，就要用鹿骨扦子一点一点地小心拨拉，放山人讲棒槌有灵性见不得铁器。参行的规矩是非常大的，人参的须根不能断更不能碰破皮和根。如果断了须根，或碰破了参皮跑了“参浆”，那人参的价格就要大大落（lào）价了。所以抬棒槌的活儿，都由经验丰富的参把式来干。
当人参全部挖出来之后，也不能随便就取出来，而是要用双手轻轻地将人参捧出来，称之“抬棒槌”。在将人参“抬”出土坑之前，要事先准备好桦树皮或其他柔软一些的树皮，还要准备好一些青苔或绿草皮。将挖好的人参轻轻地放在青苔或绿草皮上，然后用树皮紧紧包上，使人参不至于风干或断须折根，这叫“打包儿”。打好的“包儿”放山人叫它“棒槌筒子”，由专人负责背着。放山挖棒槌，除了祭祀山神爷老把头之外还有许多说道，像进山后就不可以再顺嘴胡说八道，以免得罪山中各路神明；进山不可贪心，挖棒槌不可以捎带着打猎；挖着棒槌要砍“兆头”（在附近树上刻上些道道），表明在此曾挖到多大人参、几棵人参，一是对阿林恩都力（山神爷）表示谢意，二是表示这里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棒槌。放山最大的山规矩是，无论谁得到棒槌都是大家均分，因为那是山神爷送给大家的。
放山人“放空山”（没有收获）也是常有的事，尤其是清朝末期到民国年间，由于野山参越来越少更是经常发生“放空山”。所以，有的放山人遇见“小参秧子”也不放过，细心挖出包好，移栽到某山沟的“参营”里，培植几年后再出售。这叫“移山参”，论品质价格当然都不如野山参。由于山参越来越少，后来几乎很少见到了，于是种植人参的“参营子”逐渐发展起来。“参营”俗称“棒槌营”，所种的参名为“秧子参”，今人称之“园子参”。
“棒槌营”的出现大约是在嘉庆年间，待到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深山老林中已可经常发现种参的棒槌营，而且数量不在少数。参营多是无“山票”采挖种植人参，所以在当时也是违法行为。
《吉林地志》载，道光、咸丰年间官府经常派兵清沟围剿无山票的“棒槌营”，搜走人参烧毁窝棚后将人捉走严办。后来屡禁不止，于是也只好将参营纳入收税管理范围，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了。
清朝末期，长白山里的棒槌营数量已经相当多了，好多山沟林区还因建有棒槌营而兴旺，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即是如此。今日的上营镇，早年是茂密的原始大森林没有人家住户，但附近山中盛产人参。清朝末年，开始有放山的采参人在这里设立“棒槌营”。
由于距此地往北十多里还有一棒槌营，人们以南为上北为下来区分两个棒槌营，所以将这里称之为“上棒槌营”和“下棒槌营”，逐渐的人们又省略了“棒槌”二字，称之为“上营”和“下营”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人参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仙草，有滋身补气起死回生的奇功。可是，由于长期大量无序地采挖，到了清中期放山挖棒槌，已是“草神无踪恨来迟，走山大半饥寒死”的局面。棒槌营的出现，掀开了人参产业新的篇章。清嘉庆年间，满洲正白旗贡生多隆阿，曾诗咏棒槌营养植人参道：
园丁劚得向阴栽，花不争芳也自开。
每到世间夸异种，须从谷内养灵胎。
大丹多是误人物，小草居然济世才。
可笑秦皇与汉武，偏将仙药访蓬莱。
清文献载，人参的炮炙方法乃老罕王努尔哈赤所发明。因为鲜人参不易保管，所以在明朝边关的互市上，明朝廷及汉族商人有时故意拖延杀价，致使每年都有许多山参腐烂坏掉。
明万历三十五年（），明朝廷突然禁市，仅两年之内便使努尔哈赤部腐烂人参十万余斤。后来老罕王努尔哈赤细心钻研，终于想出了这种炮炙保存办法。由于这样可以长时间保管，所以人参的价格就大幅度地提升了，从而也成了女真人和明朝汉人互市贸易中的大宗土特产品。长白山人参是关东的特产天物，关东人赋予它许多钟爱有加的称呼。除了前文中已述的之外，还有在互市交易时称之为“货”，又叫“根子”，肉红而个大的叫“红根”，半皮半肉的叫“糙重”。在清初时，人参还有“紫团”“白条”“羊角”“金井”“玉兰”等雅名。
康熙年间，由于关东很少有关内汉族流民，清廷对人参的采挖管理又十分严格，所以人参资源保护相当好，每年出产的人参个头大、年头长、圆润饱满。出现一两、二两的人参是屡见不鲜之事，就是三四两重的人参也时有发现。《柳边纪略》载，康熙二年有人曾得一人形大山参，重量竟高达二十二两。如果按十六两一斤计算，就是一斤三两还要多。这恐怕是有记载以来发现的最大的山参了。
“棒椎营”的出现，是因为野山参已经十分稀少，只好进行人工养殖了。由于人们肆意放山挖棒槌致使野山参逐年减少，最后竟出现放山十有九空，得“货”拿棒槌已是凤毛麟角之事了。此时“棒槌营”出的参，已成为吉林天然产品的大宗山货。清宣统末年营口税关报告，每年关东地区输出棒槌营的人参重量约有三十万斤，金额在二十四五万两白银。
棒槌营的大量出现，宣告了喧闹几百年的大规模放山挖人参仙草活动的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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